国·家|重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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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理论

作者：David McNally

译者：代言

显然，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批判在许多左派中再次失宠。这种失宠往往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解（例如，某些左翼人士反对开放边境，并以某种表面上“左派”的理由，来给“更好的”移民管制站台）。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批判是“乌托邦式”的。这一论点经常攻击“粉碎”国家的比喻，因为它宣称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应该保留一些国家服务。也许，我们在此所面临的是一些知识上的基本概念的混乱，而不是试图恶意抹黑的行径。本着真诚参与这场辩论的精神，我今天开始就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这一主题进行一系列思考。

激进民主和国家消亡

马克思处理国家问题的方法是激进民主的承诺。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他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的批判中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民主(即激进的、直接的、参与性的民主)“是特殊与普遍的第一个真正的统一”。与真正的民主相反，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力量，一种不受人民控制的权力，这种权力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并反对人民(在威权和反民主关系中)。与马克思后来对异化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的分析相对应，他关注人类的创造——国家——是如何反过来支配它的创造者的。因此，他将真正的民主描述为国家的“消失”。“在现代，”他写道，“法国人已经明白在真正的民主中国家会消失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了“政治国家的消失”一词。强调这一点是真正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胜利，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反异化，意味着政治权力被重构为人民权力。它昭示着国家作为一种独立于人民、抽象于人民的权力的终结。“政治国家消失了。”一切关于颠覆和取代国家的言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对国家的超越。这场对国家的胜利是政治异化的失败——它被人民的力量，被民主所打败。

 殖民主义与战争的预热

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理论是在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年轻的马克思已经明白，现代国家表达了一种新的私有财产形式的主导地位(参见他关于木材盗窃的文章)。但这种见解还没有构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理论。

黑格尔国家学说的重要性与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持续参与有很大关系。通过后者，黑格尔得出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系统地产生了生产过剩、贫困和殖民扩张的动力。殖民主义在黑格尔看来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和对立的产物。这对现代国家来说是必要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政策选择。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黑格尔考察了现代国家的“个体性”，认为它缺乏导向普遍规律和世界和平的内在驱动力。相反，每个国家都坚持独立，反对“其他国家”，这就导致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换句话说，在黑格尔看来，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家的构成特征。由此可见，走向殖民主义和战争的动力是现代国家固有的(这一认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改革主义道路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在马克思现有的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评论中(1843年)，马克思并没有涉及权利哲学的这两个部分。但他确实研究过这些，毫无疑问，他在反思这些问题。然而，1843年，他还没有开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也没有能力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到《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出版时，我们发现他开始思考这些观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发展唯物史观的同时，也简要地提及了国家问题。在这里，他重申了他早期的观点，即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社会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真正的民主需要这样一个国家的“消失”)。

他接着补充说，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必须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既是为了内部的目的，也是为了外部的目的”。“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里所说的。现代国家，依马克思所言，组织起资本家财产的社会力量来反对疆土内的次等阶级以及其他国家。现代国家表现为阶级统治和国家间的竞争。正如黑格尔所认识到的，国家存在于一个由许多元素组成的系统中，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因此，外部力量和对外暴力同内部力量对下层阶级的暴力一样，都是现代国家权力的固有特征。

沿着这些思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早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现代私有财产制度“对外必须以民族形式确立自己，对内必须以国家形式组织自己”。简而言之，现代国家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一个在其领土范围内投射主权权力的国家，是一个在反对其他民族国家时自称为“民族”的国家。正如黑格尔所做的那样，这表明，军国主义和战争是现代权力的内在要素。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和战争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相当不成熟的。他的资本理论、原始积累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开始意识到他那个时代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倾向。尽管他们的理论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卢森堡、李卜克內西、列宁和布哈林等人的优点在于，他们明白，驱动帝国主义和战争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根本。我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讨论这些争论。

就目前而言，让我们注意到，即便是20世纪早期左派改良主义最复杂的案例，也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在这一点上，它至少显示出某种(改良主义者)的一致性。

卡尔•考茨基主张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用于“社会主义”目的。卡尔•考茨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领导人。他宣称，他的政党将消灭现有国家的“非政治部门”。与此相一致，他发展了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推动世界和平，而不是战争，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关于这一趋势的著名例子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计划在以后的反思中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问题。然而，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都不能只集中于国家一级。“国家”必须从许多国家之间的竞争来分析。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正是因为以“民族”的形式组织起来，才对其他国家表现出一种对立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是一种高度分化的逻辑，它基于统治和从属的系统关系，并由此定义了帝国主义世界和（后）殖民主义世界。由此可见，这些关系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偶然出现，不能指望其可以在通往后资本主义社会时自动消失。

官僚军事国家

VS

激进民主和社会主义公地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许多左派人士的政治视野已被大大削弱，以至于许多人成了恩格斯所说的“对国家及其一切相关事物的迷信崇拜”的俘虏。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公众”的东西的下意识辩护，仿佛它代表着反资本主义的滩头阵地。在这里，堕落的“左派”思想不知不觉地与主流媒体联手，将国家服务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就在上周，《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的一位专栏作家还吟诵道，“美国有几个社会主义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这种说法的荒谬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一些左翼看来，这些东西似乎不再理所当然的荒谬。

例如，根据我对国家的批评，一个批评观点认为我应该在逻辑上反对资本主义下的部分社会化医疗。既然这是一种荒谬的说法，让我来说明什么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位称职的社会主义者(批判性地)都支持那些让穷人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更轻松的计划。但是，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即不把这些计划同社会主义的成就混为一谈。我们坚持现代国家固有的反民主形式，以避免这种混淆。这使我们能够将真正的公共控制与国家所有与控制区分开来。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在他1852年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提出的见解。这在许多层面上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但我只想关注其中一个方面:马克思对现代国家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本质的分析。马克思正是在这一分析过程中提出了“粉碎”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形式的思想。

"这可怕的寄生机体"

在雾月十八的第七章，马克思把目光转向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国的性质——这个国家最近镇压了工人起义(1848年)，并在1851年由路易斯·波拿巴(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孙)领导的政变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马克思指出了这个国家是如何将权力大量集中在行政人员手中的。马克思随后谴责这个“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的政权。他注意到，这些军队和官僚们除了总统和他的执行官员之外，不受任何其他权力的支配。

马克思宣称，这种状态扼杀了人民的社会生活。他将其描述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他指出，这些结构出现在18世纪的君主专制制度下，他坚持认为，法国资产阶级接管并“完善”了这种官僚军事形式的国家，使之适应资本主义的目的。

啊，但是这个国家承担的所有公共工程呢?从学校和大学到桥梁和公共铁路?马克思肯定认为这些是进步的吗?相反。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将他们与人民的共同利益割裂而形成的——通过将他们安置于国家官僚机构之手而使他们与人民疏远。结果“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

马克思没有将这些“公共”服务和企业浪漫化，而是对它们异化的形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些国家运作已经“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划分出来”。所有这些都被“从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分割出来，土地、学校和大学不是由社区经营，即这些公共服务不受民主和社区控制。马克思在这里从根本上区分了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后者是属于人民的、受人民管理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由现代国家管理的“公共”服务和企业，仅仅是由一个官僚机构所控制，这一官僚机构以扼杀真正人民社区的民主生命血液为己任。

“而不是粉碎它........”

马克思正是在分析现代政府官僚机制异化特征的背景下，提出了“粉碎”国家的思想。他声称，自1789年以来，“所有的革命都完善了这台机器，而不是摧毁它。”在1830年和1848年的大起义中，所有党派都只是想“占领这座巨大的国家大厦”。

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概念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概念，他知道，如果工人革命只是寻求“占有”官僚国家，那么它就不可能成功。

这样一个国家的反民主结构将破坏一切从根本上使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努力，如果它的军事结构还没这样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国家的官僚和军事结构需要被拆除、取代……“粉碎”。

我在这里补充两点。首先，我将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必须辩证地解读马克思关于“粉碎”的隐喻。这里面并没有虚无主义者愤怒的毁灭。相反，需要“粉碎”的是建设民主和公共社会生活形式的固有障碍。马克思设想消除官僚主义和军事上的障碍，实现彻底的民主化，这将导致政治国家的消亡。

其次，绝对正确的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并没有为这样的粉碎或拆解提出任何明确的计划。只有到了1871年法国工人起义，以及他们创建的巴黎公社，他才会概述工人国家的一些基本原则。但在公社成立近20年前，他就已经把现代国家定义为一种令人窒息的官僚结构，它破坏了“社会成员自身的活动”，压制了“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样，他就把建立在人民民主自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地，作为革命社会主义政治事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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